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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赌博，人们总不免将其与市井中人、帮会无赖、商贾政客连在一起，很少想到清雅狷介的士大夫也会涉足赌界，甚至沉湎其中的。的确也有不少文化人以卫道者自居，以赌博为不耻，“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魏·韦曜《博士论》）因之“圣人不学，学者不览”（唐·李翰《通典序》）。
殊不知文人们也并非桃园之人，方外逋客，也是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尤其是中国博文化有博弈共处的传统，士大夫中间以六博、格塞、棋奕为雅尚者不少，如果碰到责难或者有心理不平衡之时，就会搬出孔圣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的箴言，或防人之口，或聊以自慰。于是，千百年来文人们参赌聚赌之事时有发生，不绝如缕。
考察传统士大夫参赌聚赌的历史现象并究其原因，除了上述一般性人性因素以及文人们特有的“雅尚”外，似乎都与社会变动相关，无论六朝、唐末还是晚明，都是朝纲紊乱，名教式微，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士子们参赌成风自然有特殊的内涵，远非一般市井细民“唯利是图”所能涵括。对于他们来说，赌博或者是一种对于名教束缚的抗争与发泄；或者是对于社会变动、英雄末世的彷徨与无奈；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嗜好，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于案牍劳形之余特有的消遣方式。
魏晋六朝的士大夫们在礼崩乐坏、社会稳定平衡状态被打破的特殊环境中，大都逾越礼制，放浪形骸，表现出一种随心所欲、适意潇洒的生活态度。这种士林风气在赌博活动中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袁彦道与桓宣武赌樗蒲，稍不顺意，即“厉色掷去五木”；而桓南郡“与诸兄弟各养鹅共斗”，其鹅每斗皆输，一怒之下，竟在夜晚潜入别人家鹅栏中，“取诸兄弟鹅悉杀之”（《世说新语·忿狷》）。
在他们那里，博戏之游戏规则被视作儿戏，越规逾制已近似无赖。
魏晋六朝士人赌博，其赌注不仅都下得很大，也很奇特。但他们在赢后，处理赌注的方式却很有趣，体现出放达随意的典型的魏晋风度。
在魏晋士人那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能充分舒展自己的性情，什么纲常伦理，什么世俗忧乐都可以置之不顾。
《世说新语》中明确记载的大人物的赌博逸事，不少是东晋时的事，其人都是名门望族出身。
第一位是赫赫有名的谢安。关于他，妇孺皆知的是淝水之战。前秦苻坚以倾国兵力攻晋，他作为征讨大将军起而应战，他的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大破敌军。接着他指挥收复了四川、陕南、苏北、河南及山东。若非朝中有皇族权臣掣肘，他的功业恐不止于此。他掌朝政十几年，没有下令杀过什么人，但也没有发生叛乱，可见他的功业绝不是因为他幸运，和他有关的赌博的故事有两则。
一是有次他到西城去赌，结果把他乘坐的车及驾车的牛都输了，只好拄着拐杖回家去，一位叫刘惔的地方长官用自己的车把他载回。
另一则是他的侄子谢玄（就是淝水之战中在前方领军打胜仗的那位，时任建威将军）年轻时喜爱戴一个紫罗香囊。谢安看见觉得不好，又不愿意把事弄僵，就假意赌博，把这东西赢过来，然后立即烧掉，使谢玄再也无法佩戴。
可见谢安不但自己赌，在家族中，大家也赌，而且是真下注赌。
第二位是桓温，虽然在今人中，他的知名度不如谢安，但他在当时却是个响当当的角色。他曾亲率兵入川灭了氐人建立的成汉（五胡十六国之一）；三次率兵北伐，第一次进攻到前秦占领的关中地区；第二次大破羌人姚襄（其弟姚苌后来建立后秦），占领洛阳。东晋大权曾落入他手，废了一个皇帝司马奕（海西公），立了个皇帝——简文帝（司马昱）。他准备废晋自己当皇帝，事未成就病死了。“不能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即源自于他的言论。
他年轻时没多少钱，一次和人赌博大输，债主逼他还钱。桓温听说有位叫袁耽的人赌技甚高，就去求他，袁耽爽快地答应，去后连赢十局，给桓温翻了盘。
后来这个袁耽成为桓温的下属，一次二人掷骰子，袁耽见掷出的花色不好，气得把骰子远远掷掉。看来那时桓温的赌技已经不低于高手袁耽。
当桓温准备伐蜀时，朝中许多人都认为成汉盘踞四川已经有很多年，有了根底，三峡又很险要，且是由下游攻上游，会失败的。但是有位叫刘惔的官员（就是前面曾用车载过谢安的那位）判断说，桓温赌博时，不能赢时他是不会下注的，这次征蜀，他必能胜。果然桓温成功了。
可见，后来桓温的赌技相当高，不是他年轻时输了得请别人帮忙翻盘时的水平了。
还有一位叫温峤的，名气更小一些，但对于东晋而言，也是位极重要的人物。在东晋建国初期，曾有两次危险的叛乱，一是王敦叛乱，一是苏峻叛乱。在平定这两次叛乱中，温峤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峻叛乱中，更是如此。他也有有趣的赌博史。
他在还没有当高官时，常和扬州、淮中的商人们赌。一次下了大注，输得极惨，人被扣。他在船上大呼让已经是大官的庾亮救他。庾亮和他关系不错，就送钱去，他才得以脱身。而且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
诗圣杜甫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民气雄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豪迈之风。“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李泽厚《美的历程·盛唐之音》）同样是赌博，尽管它仍然保存魏晋名士笑傲权贵、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
李白与杜甫，两位杰出诗人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曰，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杜甫）。这实际上是盛唐时期士大夫阶层渴望建功立业、博取功名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折射。
在盛唐士大夫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博戏与饮酒赋诗同样是人生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颢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这是何等的畅意！
龚自珍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其学问道术、操行节守历来为世人称道。但此公却也有竹林之好，而且是赌场上的一位常败将军。据记载：
龚定庵嗜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时杭州盐商家，每有宴会，名士巨贾毕集，酒阑，辄于屋后花园作樗蒲戏。有王某者，是日适后至，见龚独自拂水弄花，昂首观行云，有萧然出尘之慨。王趋语云：“想君厌嚣，乃独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龚笑曰：“陶靖节种菊看山，岂其本意，特无可奈何，始放情山水，以抒其忧郁耳。故其所作诗文愈旷达，实为愈不能忘情于世情之征，亦犹余今日之拂水弄花，无以异也。”语此，复云，“今日宝路，吾本计算无讹，适以置资罄，遂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惜无豪杰之士假我金钱耳。”王本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赠之。偕入局，每战辄北，不三五次，资复全没。龚甚怒，遂狂步出门去。（《清稗类钞·赌博》）
从上述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龚自珍对赌博是极认真的，每赌之前，都要精密推算一番。但是其赌运与他的人生命运及他所处的时运、国运一样，却是极为不佳，可谓命乖运蹇，常输不胜。像定庵先生这样一位志行高远“萧萧然有出尘之慨”的人为何会对赌博迷恋至此？恐怕既非为了一博钱财，也不是官运亨通、志得意满后的潇洒和消遣，极有可能如他自己所暗示的与“抒其忧郁”有关。考之龚的身世及诗文，我们即可发现其言不虚。定庵先生的“忧郁”，既有类似于传统士大夫对怀才不遇，屡试不第（“屡上春官不第”），“道光己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个人遭际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还是近代知识阶层对民族危机和社会更迭的一种忧患意识。在其诗文中就充斥着“幽恨满词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之类的词句。
龚自珍虽然曾经勾画过未来社会的蓝图，曾经提出过御敌防边的良策，也寄希望于“山中之民”起来改造旧的社会：“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但这些都只是纸上议论，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议论而有所改变。于是只有忧郁，只是苦闷，只有沉湎于博场，去解脱，去沉醉。然而，定庵先生不是陶渊明，也不是谢安、李白、韩退之，其性情并不恬淡，手头也不阔绰，因此不能把输赢淡然处之，一旦赌输，便更加重其郁闷与不快，结果自然是“甚怒，遂狂步出门去”。
与龚自珍相反，另一位文人赵菁衫倒是赌运亨通，常胜不负。《清稗类钞》载云：赵菁衫观察清才硕学，为道、咸一代文宗。而嗜博成癖，术亦绝精，常胜不负，人至莫敢与角，则贷钱与之，负则再假，不责偿也。一日不博，若荷重负。自幼已然。太夫人忧之，恐将败行荡产，以孤幼，未忍峻责，或进曰：“若博而不废读，无妨纵之，久之术精何患便毁家。设术疏而好笃，则为患烈矣。”因听其说，遂得博，读益愤，少年掇高第，产亦得无恙。自言博之道，通乎《诗》、《书》，其要义则在大《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二语也。
赵氏之于博戏似乎可归于传统士大夫所谓“雅尚”、“消闲”之类。有趣的是，他虽迷恋赌博，但既没荡产，亦没败行，更不废读，可谓赌博功名两不误。这似乎不合于“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古训，但两种极其对立的东西恰好在这位文人身上得到奇妙统一，这是否透露出近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道德修身观，尚待推测。但值得玩味的是赵菁衫本人对赌博的看法，他之所以沉湎于斯，且毫不自惭，完全是出于他对博戏的一种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他将博弈之道与《诗》、《书》、《易》贯通，从中体会出宇宙与人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深刻意趣，俗不可耐的市井博技竟被玩出一种清雅幽深的味道，这种境界岂是一般博徒所能轻易达到的。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兴起一种吸引文人雅士参加的赌博游戏——诗钟博戏。当时蛰居沪上的原末代皇帝溥仪的太傅、诗坛领袖陈三立，清末名流郑孝胥、夏敬观等人，都热衷于打诗谜、打诗条。
《曹娥碑》当时的张大千初到上海，尚没成名立业，也经常参与诗钟博戏。一日，他手持祖传名碑帖《曹娥碑》来到人称倒卖碑帖“黑老虎大王”——海上名人江紫尘开设的赌场，向江紫尘出示了一下《曹娥碑》。江顿时两眼发贼光，再看到碑帖上有唐代名人崔护、冯审、韦皋、杨汉公、王仲纶和薛包等题名，更是羡慕不已。这天张大千运气欠佳，连连赌博失手，所带现金很快输光，只得向江紫尘借200元，没多久又输光，又向江借1000元，结果同样是全军覆没。这时江紫尘对张大千说，此卷归我收藏再付上200元，张大千无奈只得将《曹娥碑》拱手交出，心里久久懊悔。
10年后，张大千的母亲在安徽郎溪病危，一次她对张大千提起《曹娥碑》怎么好久不见，意欲一睹，张大千吓得回到苏州网师园寓所，终日一筹莫展。而住在后园的原国民党元老，著名古玩收藏家叶恭绰正巧知道此事，高兴地跷起拇指说：“此碑已由我购得。”张大千顿时兴奋不已，便对广东大书法家王秋斋说：“誉虎先生家境富裕，是不会割让《曹娥碑》，我有三条提议请你与先生商量：一、如能割爱，可以按原价偿还；二、如不愿出让，自己大风堂的藏品任他挑选，不计件数来换回；三、如前二条皆不允许，那么请求暂借两周，让母亲一阅后归还。”叶恭绰听完王秋斋的托词，赶到张大千住处安慰地说：“我一生爱好古玩，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其志。此碑是你家祖传，而太夫人又在病危之中要看，我愿以原物归还，不需一分钱，更不要说以物易物了！”张大千听完立刻跪下，叩头致谢。几天后张母在病榻前看到祖传《曹娥碑》尚在，安然瞑目而逝。
张大千从此，张大千戒去赌博，并奉劝门人亲属千万不要去参与赌博活动，并视叶恭绰为“丈人行”中的生平知己。此事是画家晚年为台北出版《叶遐庵先生书画集》撰写的序言中和盘托出，以示不忘之意。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听说看也成瘾的，就少见了。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偏偏就属于此类。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出，唯独不看时间，管他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但他虽瘾大，却属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类型，始终保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风范，坐看云起，隔岸观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他正襟危坐也不显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还难。胡适的专长在于评，一局下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总要大谈阔论发表感慨，“麻将中有鬼”就是他看出来的哲理。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考察了麻将的起源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形后激愤地写道：“英国的国戏是Cri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4圈胡适费时约两个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8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接着他不无情绪化地写到：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有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差不多没有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竭的样子，可以说它是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他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国家的国粹，国戏。
胡适把麻将看做“亡国的大害”，显然过于偏激。但是他明确指出麻将荒时废业，并从打麻将说到一些中国人不思进取的民族性，不失为远见卓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赌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处，必然是不分时代国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独国人如此，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赌成性。他不仅将稿费积蓄全部输掉，还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物统统拿去当铺换钱赌博。他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乞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作家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用中国人的话形容，“玩物丧志”是最恰当不过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四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国人常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形容其罕见与珍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赌博而自暴自弃、丧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又不知道有多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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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睛卡
发表于 2010-5-3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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